北大学生岳昕：一个北大既得利益者的自述（微信已删）
我妈有事业单位编制，不过主要收入来源是搞物流；我爸退休前是机关公务员；家里的钱大多数是我妈挣的。说中产阶层是因为，一方面我的未成年生活里完全没有为物质问题操过心，另一方面我的童年伙伴里也有那种真正来自富裕家庭的，我从小就知道有些东西不值得像他们那样花那么多钱，而且我这辈子大概也不会为那些东西花那么多钱。有意思的是，我六岁上小学一年级时就知道「中产阶层」（当时叫「中产阶级」）这个词了，而正在写这段文字的我今年二十岁，依然认为这个词能够形容我原生家庭的经济状况。
虽然也经历过大家在公众号爆文里读到过的「北京小升初」、「奥数班」、「周末课外班赶场」，但现在回忆起来，我童年时期所处的教育氛围依然是比较宽松的。父母给我报了那些课外班，但不会特别要求我的学习成绩；甚至在我小学三年级时听说「北京小升初与奥数脱钩」这一流言，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把我的奥数班退掉。相比于我自己有要求的学习成绩，父母更关注的是我的心理健康，毕竟我那时情商太低，会因为一点点因为「马虎」而导致的成绩波动而强烈地自责甚至自虐。当然，这一相对宽松的教育氛围跟北京市内的具体地域也有关，我小学在东城，初中在西城，高中才到海淀区。
可能是部分由于那一代人的历史经历，我父母都比较政治冷感，他们不鼓励我过于关心政治，也不鼓励在家庭日常讨论中经常出现社会议题。他们对我的最大期望就是做一个「接地气的」快乐的人，最大担忧就是我因为过于关心政治又难以把控局势而陷入麻烦。这样说吧，我妈是一位会多次鼓励自己的女儿多看电视连续剧的母亲，她的理由是，多追剧才能多「接地气」，多懂点人情世故，少为那些社会问题花太多心思。后来不少人很好奇我父母的职业背景，以为是他们培养了我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热情，其实那完全是学校教育与课外阅读的结果。
我十分感激我的父母能给予我无忧的物质条件与相对宽松的教育环境，当然也能比较清醒地发现他们的思想认识与我的不同。比如，他们完全不能理解同性恋，也完全不能理解非宗教出于伦理考虑的素食主义者。我上中学时针对类似这样的问题和父母争论过，有一次搞得十分不愉快，到后来我主动去找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师（所以我再次强调，大家有心理压力与困惑一定要寻求专业帮助，千万不要自己扛着）。后来我和家里人在这方面争论得很少了，但如果他们在微信上转发明显的科技谣言，我还是会马上给他们指出来，不管有没有用。
关于宗教信仰，我父母符合中国大多数人的情况，不信教，但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无神论者；毕竟真正的无神论者不会在自己孩子高考前在卧佛寺花钱敲钟，孩子考上了北大还专程去「还愿」。不过不管怎样，我和大多数中国孩子一样，成长在一个世俗的环境里；直到来到印尼，通过访谈了解到虔诚信徒家庭子女所经受的挣扎与压迫，我才真切地感到生长在世俗国家与世俗家庭的可贵。
可以说，在我截至目前的短短二十年人生里，人生的每一大跨步都充满了极端的幸运。小升初，提前通过面试从优质小学升入优质初中；中考，擦着分数线的边被人大附中录取；高考，再次擦着分数线的边考上了北京大学；大二升大三时，在最后关头拿到了公派名额与国外高校方面的录取，成为了整个语系唯一一名大三公派出国的学生。面对这些幸运，我无意感谢上天，一是因为我不信神，二是因为社会学的学术训练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社会结构性不公的结果，如果我感谢上天、自得其乐，那简直是又蠢又坏。
明明都是自己考上的，为什么还是不公呢？不如我讲一讲自己上高三时的几个细节。高三一年我有用功学习是真的，但我的「用功」和衡水等名校学生的「用功」完全不在一个量级：离高考不到一个月，我还有闲工夫读《南方周末》（后来的高考作文用上了那时读到的案例，关于安庆殡葬改革事件）；离高考不到三天，我还有闲工夫看电视。这是一个怎样的高三？而我竟然考上了北大。而那些千千百百饱受非人类学习压力折磨的同在一个国家的同龄人，很可能连本科都考不上。
不公不仅关乎户籍与地域；甚至关乎考题与评价标准本身。我高考的数学成绩并不理想，文综分数也比以往的模拟考试低很多；可以说，最后能擦边上北大，几乎完全是高考作文得满分起了作用。而认识我或者读过我其它稿子的朋友应该都清楚，我的文笔并不够优美，至少也没有高于同龄才子才女的水平；如果说作文分数能比同龄人的高一些，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我在文字中流露出的所谓「社会责任感」。当然，我流露出的社会责任感是真情实感，我甚至没办法不在作文中流露这样的真情实感。然而，如果我能有一点点对社会问题的理性思考、对社会不公的批判精神，都是学校教育与课外阅读的结果；而我之所以能享受到如此优质的教育资源与课外阅读机会而多数人享受不到，说到底依然是社会不公的结果。
从小到大，我没有经历过很多明显的人生挫折或打击；唯一一次可以算上的，是我十七岁正准备上高三那个暑假发生的家庭变故。关于那场变故我不想多谈，因为我不需要大家因此可怜我，毕竟相比这一个不幸，我拥有的幸运要太多太多。除非我发现有朋友也遭遇了和我类似的家庭变故，我才会告诉他们具体的细节，因为我也希望自己和家庭从变故中一步步走出来的经历能够真实地帮到一些人。
如果非要总结我的原生家庭与成长经历，那么我不得不说，这是一条很残酷的因果链：我生来享受了北京户口和很好的家庭条件，然后是优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让我没有受什么非人类的折磨就考上了北大，考上了北大就又享受了北大光环带给我的名声甚至是物质利益——如果我没上北大，就不会因为仅仅给乡下孩子上了堂普通的性教育课而获得一些小名气；如果我没上北大，我每周写给《南方周末》的稿子即使仍承蒙编辑老师赏识，也未必能长期厕身于报纸的重要版面，我也就不可能身为全职学生还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一篇评论1200-1400字左右，稿费800元，如果每周都发稿，一个月能获得稿费收入3200元）。而在可以预知的将来，这一光环还将带给我更多；虽然光环之所以成为光环，大部分都是因为北大前辈的创造，而非我的个人努力。
如果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我就属于那「达」的人；如果说「车厢内的人，有责任尽量前行」，我就属于那「车厢内」的人。我不敢想象，一路走来，按照鲁迅的话讲，我已经「吃」了多少人。虽然身为无神论者，我引用基督教的概念时很可能会犯错，但作为一个希望能被大家理解的比喻，我不得不承认，我时常感到自己是负有原罪的人。这里的「原罪」不是来自神的国，它恰恰来自人的国；我背负的是整个社会结构不公的原罪。
我能力有限，也还有很多很多缺点。然而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每一天都能用力地生活，尽力地完善自己，努力地为这个社会变得好一些而做一点点事情，很大一部分动力都是来源于这种深重的不安与愧疚。
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向前走；我实在没有理由仅为自己而向前走。
沒有理由不拼命
让我们孩子的不安与愧疚少一些
岳昕 | 致北京大学师生的一封公开信
致北京大学师生的一封公开信
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
你们好！
我是2014级外国语学院的岳昕，是4月9日早上向北京大学递交《信息公开申请表》的八位到场同学之一。我拖着极疲惫的身躯写下这段文字，说明近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事情。
一
4月9日之后，我不断被学院学工老师、领导约谈，并两次持续到凌晨一点甚至两点。在谈话中，学工老师多次提到"能否顺利毕业"、"做这个你母亲和姥姥怎么看"、"学工老师有权不经过你直接联系你的家长"。而我近期正在准备毕业论文，频繁的打扰和后续的心理压力严重影响了我的论文写作。
二
4月20日中午，我收到了校方的回复。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学工老师、班主任在场，党委书记向我宣读了学校对于本次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
1、讨论沈阳师德的会议级别不够记录
2、公安局调查结果不在学校的管理范围里
3、沈阳公开检讨的内容因中文系工作失误也没有找到
这样的回复结果令我失望。但毕业论文提交即将截止，我只能先将心思放在论文写作上。
三
4月22日晚上十一点左右，辅导员突然给我打来电话，但因为时间已晚，我并没有接到。凌晨一点，辅导员和母亲突然来到我的宿舍，强行将我叫醒，要求我删除手机、电脑中所有与信息公开事件相关的资料，并于天亮后到学工老师处作出书面保证不再介入此事。有同楼层的同学可以作证。随后，我被家长带回家中，目前无法返校。
我和母亲都彻夜未眠。学校在联系母亲时歪曲事实，导致母亲受到过度惊吓、情绪崩溃。因为学校强行无理的介入，我和母亲关系几乎破裂。学院目前的行动已突破底线，我感到恐惧而震怒。
申请信息公开何罪之有？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也不会后悔曾经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表》，行使我作为北大学生的光荣权利。
二十年孺慕情深，我爱我的母亲。面对她的嚎啕痛哭、自扇耳光、下跪请求、以自杀相胁，我的内心在滴血。在她的哀求下我只能暂时回到家中，但原则面前退无可退，妥协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别无他法，只有写下这篇声明，陈述原委。
情绪激动，请大家原谅我的语无伦次。
四
在此，我正式向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提出以下诉求：
1、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应公开书面说明越过我向家长施压、凌晨到宿舍强行约谈我、要求我删除申请信息公开一事的相关资料所依据的规章制度，对此过程中违法违规操作予以明确，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应立即停止一切对我家人的施压行为，向我已经遭受惊吓的母亲正式道歉并澄清事实，帮助修复因此事导致的家庭紧张关系。
3、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必须公开书面保证此事不会对本人毕业一事产生影响，并不会再就此事继续干扰我的论文写作进程。
4、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负责消除此事对本人学业、未来就业和家人的其他一切不良影响。
5、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应明确就以上诉求进行公开书面回复，给关注此事的大家一个交代。
我将保留通过法律手段进一步追究相关个人和单位责任的一切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向北京大学和上级主管部门举报外国语学院严重违反校纪的行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14级本科生岳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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