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中国报媒开设时评版蔚然成风，一大批时评作者也应运而生，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经历一个较长时段的写作，常会产生被掏空的感觉。前些日子，作家叶匡政的一篇《时评正在成为一种脑残文体》（见11月20日《南方周末》）言辞犀利，颇令人深省。时评人如何作进一步的突破，阅读这本资料丰赡、观点绵密的《李普曼传》，我们或能获得不少启示。
李普曼（1899-1974）是20世纪享誉世界的新闻巨人。作为国际问题评论家，他被《美国新闻史》誉为“‘权威’中的泰斗”。他任职《世界报》9年间撰写社论1200多篇；他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和《新闻周刊》上开设“今日与明日”专栏长达36年（1931-1967）。他于1958年、1962年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让人感兴趣的是，哪些素养促成了他在新闻界“一出生就风华正茂”，并始终居于巅峰状态？哪些因素促成了他时评文章长期保持巨大的影响力？《李普曼传》中文版1982年面世，时隔26年，才得以再次面世。该书详细地展示了一名时评巨擘的成长历程、性格特点、新闻生涯和著作要点，以及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
交往
主动寻求政治资源，同政界人士积极交往
李普曼出生于纽约商人之家，就读于哈佛大学，受教于哲学家约翰·杜威、乔治·桑塔亚纳等著名教授，同退休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几成忘年交。他是参与社团活动的活跃分子，曾热情探索社会主义、费边主义；他也是静心浸泡图书馆的“铁屁股”，文史哲经典啃了无数。屡遇名师，腹笥丰厚，富有思考能力，这奠定了一个时评人的良好基础。具备前述条件，可以做一个高明的写手，但离伟大显然还有距离。而李普曼却有其独到之处。
青年李普曼进入新闻界未久，就十分注意与人交往，踏破铁鞋寻找政界大人物为伍，以获得更高明的教益和更高的知名度。“从事公共事务报道的记者不能对自己的名誉视而不见。因为名誉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为了了解世界，你必须要与人们交往，而你的名誉则是与人们交往的唯一途径。”这是李普曼1914年7月5日的日记。
20多岁起，他用自己的智慧和魅力，通过不同的人际圈，主动与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等政界名流建立了日常联系。在《新共和》杂志工作时，他结识了威尔逊总统的政治顾问豪斯上校、美国陆军部长牛顿·贝克等政界人士。他喜欢机敏明达的谈话和聊天，喜欢结识那些思想观点举足轻重的人。这种社交生活的安排，事实上是他工作的一部分。《李普曼传》说他“社交生活多得难以应付”。
为了与政界人物保持合作关系，李普曼有时也会以适当的方式迎合一下他们的虚荣心。1924年，当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E·博拉为重新当选进行竞选时，李普曼主持的《世界报》评论版称赞他是“这个国家国民生活中最有益的和最鼓舞人心的人物”。一份民主党的报纸对一个共和党人推崇备至，在当时委实罕见。频密的合作换来了丰厚的回报：他们常常在幕后策划，李普曼出主意，博拉去付诸实施。博拉还常常使自己的言论与《世界报》协调一致。一家报纸的声音与国家即将出台的政策常常“不谋而合”，在公众中自然容易树立起权威的形象。
他的时评文章使他影响卓著，反过来使那些政界人士高度关注。他左右舆论的能力使他成为一种无法忽视的力量。到五六十年代，他更是成为一名身居新闻界的政界元老，德高望重，众人敬仰。
早先是主动攀交政界名流，后来慢慢倒了个儿。二十年代中期以后，李普曼成为《世界报》的灵魂人物；三十年代后，他成为文章被广泛转载的政治专栏作家。渐渐地，大人物都来找李普曼交朋友，他常常成为政客们的顾问。李普曼不但撰写时评，而且还积极参与政界的谋划：他为政治家们制定战略，向参议员们提出咨询，帮助友人谋求公职，发起支持总统竞选人的运动。改变二战局势的美国《租借法案》即是据李普曼起草的一份计划形成；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其核心内容也是在李普曼的专栏中首先披露。二战中，他是少数享受特殊待遇的新闻人之一，可以在白宫听取机密的简况报告。
1914年春，年轻的李普曼实现梦想，得以和老罗斯福共进早餐。这是他和总统们打交道的开端。六十年代，李普曼频频成为肯尼迪总统的座上客。因政见不同尼克松长期无缘接近李普曼，一旦在1968年总统竞选中受到李普曼专栏文章的支持，他便欢欣鼓舞，立即邀请李普曼到其竞选总部共进午餐，并虚心问计。终其一生，李普曼与12位美国总统有私人交往。
显而易见，和政界高端人士的这种密切交往和深度合作，甚至参与某些政治事务的决策讨论，李普曼可以方便地提前了解政界内幕，判断时局走向，他撰写的社论与专栏文章，准确性与前瞻性自然是大大加强，权威性也自不待言。
但一个疑问接踵而来：时事评论家和政界交往，乃至密切合作，其文章就一定能获得高度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如果仅凭从官方拿到幕后消息进行时评写作，新闻人极易受制于官僚机构，成为官方的应声虫和传声筒，成为被动的接受者与刊布者。这在东西方各国有着太多的经验和教训。但李普曼之所以成为李普曼，则在于他是一名有着独立精神的时局瞭望者，他在原则上毫不妥协退让以求与官方同调，不愿为了“合作愉快”而丧失个人判断。为了某些理念，他甚至坚持己见，向官方高声叫阵，大唱反调。
六十年代，约翰逊在总统竞选时宣称，不会让美国青年投入越南战场，同时，对矛盾丛生的国内政策将加大改革力度。这和李普曼对时局的看法相当契合。李普曼对此大加赞赏，撰文支持。及约翰逊就职，李普曼被奉为上宾，成为总统宴会常客。此时，李普曼和政府关系之密切，达到了巅峰。但约翰逊后来却一反当初承诺，秘密实施扩大越战的计划，美国政府后来陷入了越战泥淖。于是，李普曼在文章中、在私下会晤中，不断向总统及其幕僚提出他的以非军事手段解决越战问题的“和平攻势”建议。深陷舆论漩涡的约翰逊见李普曼不好对付，便屡屡安抚，希望他保持中立，闭嘴收声。愤怒的李普曼见政府没有改弦更张的迹象，遂直言批评越战是“一场可怕的精神错乱”，将总统的幕僚们描述成“愚蠢而无知的人”，攻击总统完全沉溺在一种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之中。被激怒的约翰逊也措辞尖刻，反唇相讥，认为李普曼不合情理、老朽昏庸，骂他忘恩负义、懦弱胆怯。《华盛顿邮报》的漫画家赫布洛克就李普曼和总统这一阶段的关系写道：“如果他（李普曼）和约翰逊都生活在托马斯·莫尔和亨利八世的时代，他肯定就会掉脑袋。”
李普曼与政府之间的严重分歧最终使他和总统的关系由蜜月坠至冰点，两人最后因唇枪舌剑而反目成仇。实际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李普曼以前也曾同其他总统对阵作战，关系弄僵以至于同白宫一刀两断。
著述
日常写作之外，不断著书，作理论性深思与展望
日常的专栏和社论写作，往往是就某单一话题进行评述，带有随机性，受篇幅限制，论述往往缺少辗转腾挪的余地。李普曼不满足于此，还借助于长篇著述，将自己感兴趣的重大问题作系统化论述，从而使思考更为全面、深入。他一生出版30多本书，这些潜心深思下的著述，常常为他的专栏文章提供独特的视角与观点。
《李普曼传》对他的十余本书作了重点介绍，从中可以看出他著书的一些特点。
政治学理论类。这类书分析美国社会以及国家组织方面的问题，由于兴趣问题，书中纯理论的内容比重不算大，其思考更多带有实践性。包括《政治序论》（1913年）、《放任与驾驭》（1915年）、《道德序论》（1929年）、《良好社会》（1937年）、《公共哲学》（1955年）等。例如，《政治序论》是李普曼的第一本书，该书把弗洛伊德多重人格理论首次应用到政治学方面，给刚满23岁的李普曼带来了一定的知名度，也带来了结交西奥多·罗斯福等名流的契机。
新闻理论类。这类著作涉及的多是新闻的“外部研究”，探索新闻与读者的关系。比如《新闻与自由》（1920年）、《舆论》（1922年）、《幻影般的公众》（1925年）等。《舆论》作为新闻学的经典著作，提出了普通人是否能够对公共事务做出明智判断的问题。该书虽然写于80多年前，但至今仍有很大的理论价值，目前中国大陆至少已经有了两种译本。
政治形势前瞻类。这些书多是在一个转型期即将到来之际，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比如《美国的对外政策：共和国的盾牌》（1943年）、《美国战争的目的》（1944年）等。
日常专栏文章往往快捷有余，深度不足，上述这些著作其实构成了李普曼日常专栏写作的重要理论资源。比如，曾成为当时美国畅销书榜首的《美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一个著名的见解：“安全并非建立在抽象的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实力之上。国际会议中的多数票是无济于事的，只有联盟和势力范围才能支配各国的行为。”该观点曾多次出现在“今日与明日”专栏中。
理念
虽然有体制的保障，仍需个人对理念的坚守
不少论者在介绍李普曼时说，他是美国的国家级智囊人物。但仔细分析会发现，这和我们寻常理解的“国师”似有不同。
1927年，包括李普曼供职的《世界报》在内的一大批报刊不断发表文章，反对美国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总统柯立芝恼羞成怒，命令记者把关于墨西哥问题的报道先交政府审查，然后方可刊载。报界对此十分反感。李普曼就写了一篇漂亮的文章，严厉斥责了总统，文中说：“人们给柯立芝先生似乎渴望得到的那种报刊起了个名字，即卑躬屈膝的报刊。这样的报刊是从政府官员和大企业的利益中获得灵感的。那些当权的人想看什么，它就登什么，想禁止什么，它就禁止什么。”在报界的轰击下，在国会领袖和华尔街的压力下，柯立芝最终放弃了对墨西哥的大棒政策。
在媒体与政府打交道的时候，尽管有了法律制度方面的保障，但新闻人在具体的名、利、官职等方面仍受到不少诱惑。在采访便利方面的诱惑更是随处可见。晚年的李普曼曾警告同仁说，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然而又是“各种偏爱、特权、荣誉和自重的施舍者”，“新闻记者不可避免地要左右为难，他们既要‘追求事实真相，又有必要和有诚意同权威人物保持良好关系’。”
在和官方打交道时，李普曼常常保持着一份审慎。秘密实施扩大越战计划后，为防范来自舆论的攻击，约翰逊政府的决策层对媒体实行了隐瞒。感觉到不对头，李普曼不再依赖官方所谓的机密情报来了解越战真相，而更多通过一线记者的“另类”报道和私下交流获悉战争的确切消息。在约翰逊总统和李普曼之间关系尚未恶化时，有一次他曾经很恼怒地谈起李普曼：“每次我把我的椅子挪得离这家伙近些，他总是把他的椅子又挪开。”这与其说是一个写实的场景，倒不如说是李普曼作为新闻人的一种警惕和自觉，他始终提醒自己和政界保持某种若即若离的状态，虽然他有时也会在官方的种种恭维中，陷入总统和政府的罗网。
李普曼没有选择一条权力之路，而是选择做了一个权力的旁观者。从经历来看，他之所以能进行卓有成效的观察，能发起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能推动国家一些政策的修改，并不仅仅是运筹于书房之中。中国有句俗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李普曼不但做到了这一点，他还写作了万卷书，几乎每年都行万里路。观诸国内方兴未艾的时评，更常见的是坐而论道，由于无法对政治现场作切身的观察，文章多是对现象对政策的阐释，前瞻性明显不足，预测性尤为缺乏，权威性则无从说起。就此而言，当今的时评作者，可从新闻界老前辈李普曼身上学到很多。
本版撰文：韦中华
来自南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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